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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缓轻柔的安魂曲中，吊唁的人们悄悄鱼贯地进来，在铺伴着鲜花的灵台前默哀，然后鞠躬，接着环绕灵台一圈，与守灵的死者亲属握手安慰，再悄悄地度出门外。安魂曲一直在轻轻地回响，就像无数无声翻动的轻纱，飘走游动在灵堂的各个角落，温柔地抚摩着站着的活人们和躺下的死者。
不多不少的7、80人，不紧不慢的致哀程序，不长不短的吊唁仪式；没有过分的悲恸，没有原本就不该来的人，更没有权贵的阴影和惯常拿死人作秀的戏剧表演，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惟有安魂曲柔曼地穿梭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之间。
这就是狄源沧，一个将毕生与摄影结缘的摄影老人的丧礼。
当薄薄的纸棺盖轻轻地阖下时，狄源沧那因疾病挤干的面孔在最后的一缕光线中被黑暗遮盖。他从此告别了这个喧闹的光明世界。
亲属们将安放着灵柩的小车推向灵堂的内侧门，火化场的工作人员接过，同时阻止人们再向前进。转眼间，小小的灵车在人们面前消失了。那道用榉木装修的门，成了狄源沧阴阳两界的奈何桥。他的肉身将在门那边被一把火烧成灰烬，化做一缕袅袅的青烟，留在阳界的就只有那幅挂在灵堂上的照片，和他生前写就的各种关于摄影的文字了。照片中的狄源沧，已进入迟暮之年。但他那双令人难忘的，晶亮的眼睛，仍然直视着人们。他那独特的向两边微弯的嘴角，仍能让人觉察出一丝戏谑调侃的冷笑。这是我十分熟悉的狄源沧的脸。
在我年轻的时候，狄源沧已经声名赫赫了。对我来说，除了他那些闪烁着智慧的文字外，他名字结尾的"沧"字，还总是给我他是大师的印象。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就认为带"沧"字的名字，似乎都是摄影大师，可能是摄影前辈中有许多带"沧"字的名字。那时，"狄源沧"是我景仰的名字，并带有几分神秘。后来，终于见到他。
和他第一次相识，是缘于我代表当时就读学校的学生会，去邀请他到学校来办摄影讲座。那时我是一个正在高度发烧的摄影爱好者，就借任学生会干部的身份，向校团委提出为丰富同学的课外爱好办摄影讲座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满足自己的发烧欲望。锁定的第一目标就是狄源沧。记不得是怎样联系上他的，只是印象中似乎非常顺利。但他在给我们做报告时的情景，却至今仍历历在目。
狄源沧个子不高。那天他来时，穿着一件很大的衬衣，下摆几乎长到膝盖，因此显得个子更矮，有几分滑稽。在衬衣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头，头上两只眼睛，十分明亮，当他的眼神扫视你时，能让你感到一股夺人的锋芒。他对讲课，非常在行。讲台上一站，即刻进入主题，一点废话也没有。说实在的，他当时具体讲的是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在讲课时，其间经常在黑板上书写大量的英语，似乎他认为到大学讲课就应该更有学术色彩。但给我的印象，他是在借讲课熟悉英文。我心里窃笑，这位先生真是够勤奋的。不过他的讲课内容，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当时的摄影界，流行的风格是陈复礼的风光画意摄影，在传媒和影友中陈的摄影也是主要推崇的话题。但狄源沧，讲的却是摄影小品和其中的形式问题。他用音乐术语如节奏、旋律等来诠释摄影的色彩、影调构成，已经接近一些摄影的本体问题，让人听起来很神奇。
和狄源沧第二次接触，也是最后和最深的一次接触，是1982年深秋我和凌飞等人办个人联展的时候。当时的《北京艺术》杂志想要介绍我们，让我们自己找撰稿人。我又找到狄源沧。记得是跟他联系后到他的家去的。我去时他正在午睡。看到他睡眼惺忪的样子，我很惶恐。他没有显出任何的不快，只是让我把我们个人的材料留下就成了，并说展览他已经看过，一切心里有数。我也就惶惶然地离开了，没有和他深谈。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稿子已经写好，约3千多字并寄出了。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能这么快？接到稿子后，我们对他只有说是肃然起敬了。稿子洋洋洒洒，转承起合，落点扎实，华而不俗，如果用文如其人的道理来评判，则是聪明、智慧。从此，狄源沧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过在那以后，我就记不得再见过他了。
往后的年月里，我不断见到他在摄影刊物上撰写的介绍国外摄影家的文章。印象中他虽然写得不很系统，但每篇却都十分精彩，让我们这些狂热的摄影人知道天外有天，受益匪浅。在后来，见到他在著名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上发表的关于摄影与绘画的关系的文章。读后，又增加了对他的新认识--狄源沧有学问。但那时我对摄影和绘画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已经非常反感，所以对这篇文章并无太大的兴趣。
渐渐地，狄源沧在我的视线中慢慢隐去。80年代末，我突然对摄影感到厌烦，并从此告别摄影许多年，狄源沧和我更无关联了。他被我彻底地忘记。直到成家后，一次和妻子聊天，才知道狄源沧和妻子一家三代人是极好的朋友。妻子说到狄源沧总是亲切地称"老狄"。我从妻子那里也知道了许多"老狄"和这个家庭的有趣往事。妻子一家几乎都是英语专家，"老狄"也因此成了这家的常客。"老狄"串门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翻译中的问题，从50年代就和他们来往，连文革期间都未间断。在我的岳母那里，我还看到在我岳母帮助下，"老狄"在文革期间自己翻译并亲自抄录的简本"基督山伯爵恩仇记"，笔迹娟秀，工整。在我妻子的眼里�"老狄"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她说她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老狄"到家里来串门，见到她在玩一把一分钱的硬币，"老狄"弯下身对她说，"你是一个一分钱硬币的百万富翁"。妻子说，在那个灰色无趣的年代，她听到如此诙谐的妙语，就像盲人突然见到了光明一样，感到这个人太可爱了。妻子说，从那一刻起，狄源沧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充满了光亮的人。妻子的故事，像一篇短小精美的童话，令人玩味。
童话中的狄源沧，是一个像在风雪交加的圣诞夜，驾着鹿拉雪橇给孩子们送来温暖礼物的圣诞老人。但我知道，狄源沧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苦涩。虽然他在青春岁月，就将自己绑上了革命的战车，但由于其非革命的家庭出身和其它原因，很早就被抛弃在社会主流之外。长期以来，他一直受到政治势力的打压、排挤和冷眼。可在寂寥、落寞的环境中，狄源沧却从未沉沦。求知、精进，不断的追求，几乎是狄源沧一生的主要的色彩。在他孜孜不倦的摄影翻译生涯中，他发表译介了大量的国外摄影信息，为现代中国的摄影文化建设，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正像王瑞在《感激狄源沧》一文中所说，"在当代中国史实中，狄源沧不仅是一名辛勤的耕耘者和盗火者，而且是一名无畏的播火者。"但我觉得，这个评价还不够。我们还应看到，狄源沧看似平淡的一生，实际上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一生。狄源沧从未与权贵勾搭，自始至终他都保持了一个清流的本色，治学、求问是他一以惯之的人生内容。那些虚幻飘忽的荣华，从来没有扰乱他的清净。也因此还可以说，他是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人。
狄源沧一生挚友很多，学生也众。领中国新时期摄影之先的北京"四月影会"中的许多人，都是狄源沧不同程度的弟子。我虽从未入室，但从发烧之始就阅读他的文章，自然在心中也认他为师长。相信走过那段岁月的人，都会有此认同。
遗憾的是，我后来再没有见过他。更为遗憾的是，本来可能的最后一次相见机会，也因为他突然的离世，终于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 从今年的2月以来，我每个周末都到与我邻居的世纪摄影老人吴寅伯家中，听他讲关于摄影的故事。吴老今年已经92岁，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和30年代中国摄影有瓜葛的老人。吴老精神矍铄，思维敏健，谈起往事从容不迫。他多次和我谈起狄源沧，并对其推崇有加，称其为他一生在摄影上的挚友。3月22日那天，他突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你能否帮我一个忙，陪我去见一下狄源沧。"我当即答复毫无问题，只是希望届时能够录象和拍照。我们约定在3月29日那一天。我知道这是这两位老人最后一次的相见。因我正好要出差，所以行前将此事告诉大众摄影的陈仲元，拜托他安排，并通知相关媒体。
5天以后我回来，正好是星期五。我和陈仲元联系，结果他也刚出差回来。一切都已来不及了。只好重新约定推迟两天，因为我知道事不宜迟，两位老人都已命在弦上。但30号的下午，妻子告诉我说，"老狄"在当天凌晨已驾鹤西去。我听说此讯，仿佛听到一声轰然巨响，一个美好的愿望就随着那势不可挡的生死列车呼啸而去了。
狄源沧走了。在生命和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和他都逃不脱覆灭。 我们都像蜉蝣一样， 在生命的急流中奋争，渴望永恒。永恒，惟有可传承的精神。
它是我们人类世代相传的圣火， 是我们在茫茫黑暗宇宙中的希望， 也是我们生命的惟一价值。 狄源沧是一个播火者， 因为他用自己的笔，为中国的摄影燃烧了精神的薪火。
狄源沧走了。在平静但却飞扬的安魂曲中涅磐了。我们祝愿他一路走好。愿上帝与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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