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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武功先生的《中国影像革命--当代新闻与纪实摄影历程》一书终于出版，这对我们梳理我们正在发生和演进的历史，无疑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胡武功作为新时期摄影中重要的群体--陕西群体的领军人物之一，一直活跃在中国当代摄影的前沿。他与已离开我们的侯登科都是在思想解放伊始就进入公众视野的陕西人物，也是中国摄影界最早觉悟、最早推动现代性摄影进步的陕西人物。他们身处远离当时文化前卫中心的北京，以一种执著的、边缘的声音，倡导摄影的底层观看视角和真实立场，对消解传统的意识形态对影像的权力控制，更新新闻摄影观念和建筑平实质朴的影像观，起到许多振聋发聩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还是勇于实践的人，策划和运作了革命性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大型摄影展览《艰巨历程》，将影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在变革时期的中国旗帜般的彰显，成为继新时期初始《人民的悼念》和《自然、社会、人》与其后的《十年一瞬间》等展览之后的又一里程碑似的展览。
胡武功进入摄影的身份是传媒的新闻记者，所以谈论胡武功是不得不从新闻摄影谈起的。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闻摄影在上个世纪30年代是有过短暂辉煌的。摄影术进入中国后，由于后进中国的历史局限，现代性的传媒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新闻的摄影基本没有获得独立的形态。摄影在当时社会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人们的生活纪念和身份识别。虽然在上个世纪的初叶新闻摄影已经出现，但只是作为有限的画报媒介的花边图示，其表现内容也多是贵族权贵们的婚丧嫁娶堂会消息，至多也就是政要人物活动和个把工程开工剪彩而已。这些内容离新闻所必须的政治性要素和突发事件的信息性要求差之千里。直到三十年代开始，真正规模性的新闻摄影才正式登场中国历史的舞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更是将中国的新闻摄影推向高潮。那时是中国新闻摄影的青春时期，出现了黄英、王小亭、魏守忠、沙飞、石少华、方大曾等一大批优秀的新闻摄影记者。1949年的变革，中国新闻摄影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逐步加强对新闻传媒的控制。渐渐新闻演变成单向的政治宣传，作为客观的信息性特征基本不存在了。这种变化在台湾海峡两边的社会几乎是同步一致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966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新闻摄影已完全名存实亡。新闻已变成政治暴力的工具，特征是对客观事实的肆意篡改和对信息的随意遮蔽。在文革的后期，随着政治格局的频繁变化，新闻照片的剪贴、偷梁换柱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恶习。在这一时期，人们在新闻照片中根本就见不到任何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国大地上见不到不可避免的自然灾难、社会问题，新闻照片中永远是人们快乐的笑脸和虔诚地学习开会与劳动生产的群众场面。
在十年梦魇终于结束后，以新华社摄影部蒋齐生为首的一批新闻工作者，开始对以往的新闻摄影状态进行"拨乱反正"似的清算，重新提倡新闻摄影的真实性等理论问题，呼唤新闻摄影的本体价值。但想改变长期的积习根本不是几句口号和若干理论研讨会所能一挥而就的，它需要实践的突破支持。这期间，胡武功的一张新闻照片《洪水袭来之际》，在实践的层面上打破�"只听铃声响，不见马帮来"的尴尬局面。胡武功在陕南安康大洪水时拍照了抢险救灾的真实瞬间。照片没有以往新闻照片"高、大、全"的程式化表现，而是用洪水中救援的惊险一刻来表现人与暴虐自然的抗争。他以客观的瞬间截取，打破了新闻摄影长期摆布导演、只拍胜利规避困难的不诚实态度，将事件的冲突、险恶与在场人们的意志，真实地再现出来。
胡武功的实践，推动了新闻摄影观念变革的局面。他同时也积极地撰写文章，为新观念摇旗呐喊。不久，潘科和侯登科的一组照片《出征》在新闻摄影界引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胡武功和一个叫方可静的人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就是新闻摄影是对社会主义唱赞歌还是真诚地反映现实。在这场争论中，表面的话语是歌颂与暴露问题，而话语背后真正的较量则是摄影是政治权力的工具，还是一种能够站在特定权力之外像镜子一样观照现实的公众媒介？非常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交锋的武器是文艺学的话语，而不是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话语。这曝露出人们长期对新闻摄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理解之外还有一层文艺学的要求。在这两方面的夹击中，彼时的新闻摄影话语真是有些非驴非马。
不过胡武功还是非常明白的。他说，"新闻摄影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载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自有其内部规律性。对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发现和发展的新事物，理应作立体的、全息的记录和反映"
和"新闻摄影的基本职能是捕捉、再现、传播具体时空所呈现出的物质基本形态--事实形态。新闻摄影的真实在于事实及其判断。在新闻摄影中事实是显露的外在的，判断是悟性的潜在的。显露的事实与潜在的判断构成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
。以上这些话，说明胡武功在思想解放时期对新闻摄影走向的理解是非常到位和具有前瞻性的。他强调了新闻的信息基本属性，但也注意到了新闻背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问题。胡武功关于新闻摄影的言论和实践，在新时期伊始对面目全非的新闻摄影进行拨乱反正做出了无法抹杀的贡献。
胡武功和他的陕西群体的朋友们，以新闻摄影作为起点，积极地倡导影像的革命。虽然他们不断地使用各种口号和方法论来强化自己的声音，像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但拨开这些表面的话语表象，我们会看到他们一开始就坚持的人道主义摄影立场和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像价值取向。陕西群体的大部分影像从一开始就准确地瞄准了生活的现实。他们镜头中的主要影像是陕西关中和黄土高原上的众生世相，而且基本是纪实主义的。当时摄影圈内强大的沙龙主义思潮和倾向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们身处基层的生活场景和氛围与无奈的拍照条件，都在不同角度规范和逼使他们的镜头选择周边平凡而质朴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影像明显地区别当时摄影主流的那�"主旋律"和"风华雪夜"的范式。此种情况在当时中国的摄影界是非常罕见的，是当时摄影主流意识形态之外非常顽强和响亮的边缘声音。是继新时期思想启蒙时期北京四月影会之后，以影像关怀中国社会现代性转折进程为圭臬的再次高扬的现实主义旗帜。陕西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面对社会的策略性。他们从一开始就积极运用媒体传播和在理论上制造话题的策略，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建立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尽可能主动地和各种媒体建立关系，利用其发表自己的作品。他们在拍照的同时，积极撰写文章，以理论的姿态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寻求依据。他们经常在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又根据需要集体行动。在对外的姿态和言说上，他们往往会保持高度的团结性，即使是在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物，也会在一些场合做一些在现代人看来是矫情的表现，但这实际都是一种生存奋争的策略，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身处边缘。他们的主张、实践、经营，形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中国摄影界的一道复杂而且耀眼的风景。
如今，作为团体的陕西群体已经消散。但他们关注现实，强调影像纪实性特征和坚守人道主义摄影立场的精神，已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摄影人们。胡武功先生现在将自己在这二十多年来的言说结集成册，既是对自我心路思绪历程的梳理，更是对中国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二十多年蹒跚旅程从个人视角的回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武功的《中国影像革命--当代新闻与纪实摄影历程》一书，是一辑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像文化史和新时期思想解放史的重要史料。它对我们的现实和将来，都具有思考的意义，是值得一看的文本。
20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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