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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世纪美国最受尊敬和被世界瞩目的作家苏珊·桑塔格在2004年12月28日因血癌病逝纽约医院，享年七十一岁。
苏珊·桑塔格在上个世纪的国际知识界被誉为知识思想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智慧"、"勇气"、"才学"和"美丽"的同义词。她的成长过程恰逢资本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面繁荣和技术与消费时代的来临。她积极地参与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对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的革命。其思想的颠覆性，令整个西方知识思想界为之瞩目。大量宽广深入的阅读，使她的视角广阔和眼光独到。她的兴趣广泛，射猎小说、电影、摄影、文化批评，甚至国际政治批评。她的思维经常迎着社会主流思潮逆势而动，在人们随波逐流的狂欢中抽刀断水，以寒光闪闪的思想之刀锋，剖开平庸，将世事的真谛袒露给人们观看。她的见解，时常惊世骇俗，而且绝不屈从于任何权势，以至于她曾被誉�"美国公众的良心"。她出自多位杰出思想家学者的门下，但她最钦佩的前辈，也是她主要的思想来源，却是在二战伊始就自杀身亡的被誉为现代美学之父的德国犹太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桑塔格的文笔轻快跳跃，就像一把在格斗中时刻都在变化的、并且莫测迷离的剑锋，总是带给读者出乎意料的惊喜。
苏珊·桑塔格的名字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九十年代末期才慢慢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渐渐熟悉。至于中国摄影界开始较多人知道这个名字，则是21世纪的事情了。其实中国人知道苏珊·桑塔格，主要还是因为她的《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那本书。因为它似乎是桑塔格著作中最早最完整的中译本。至于那篇写于40年前的，使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的《Notes
on Camp（关于坎普的札记）》，直到2004年才被上海外文出版社收入标题为《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的文集出版。紧跟着，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疾病的隐喻》和《重点所在》两本文集。至此，中国学界和读者终于能够比较系统完整地了解桑塔格的思想。
对于中国摄影人来说，可能最感兴趣的还是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一书了。《论摄影》是苏珊·桑塔格的一系列关于摄影的随笔和论文的结集。其中最早的《柏拉图的洞穴》一文首次发表于1973年10月18日《纽约书评》上，后来又在《纽约书评》上陆续发表了《由朦胧的摄影看美国》和《抑郁的对象》等，直到在1977年以《On
Photography（论摄影）》结集出版。
摄影术发明一百六十多年来，除早期因引起欧洲艺术界（主要是绘画界）的紧张而引发过关于它的定位讨论外，后来基本没有受到过人们太多对其本体性质和社会文化功能价值上的关注。直到1937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举办《
Photography（摄影）1839－1937》百年回顾展览时（也是该馆第一次的摄影展览），时任该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博芒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 1908-1993）为展览撰写展览介绍说明书，对摄影术发明以来的摄影史做了美学角度的回顾。后来纽霍尔在这个展览说明书的基础上于1949年后又完善了数稿，形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摄影史》。纽霍尔《摄影史》最大的贡献，是将摄影从人们认为其只是一门技术的浅薄认识中剥离出来，定义它是一个具有极强表现能力、能够完成多种功能作用的视觉媒介。摄影因此获得了文化艺术和信息传播媒介的身份。纽霍尔的《摄影史》也因此为摄影创造了它关于自己的学问，并为后来的电影电视研究从影像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看两个电影美学之父之一的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一书）。
在纽霍尔的《摄影史》之后，又有1953年海尔穆特·格恩斯海姆的《摄影史》等。都是基本沿着纽霍尔的观点，进一步将摄影置于社会历史的框架中来讨论。直到1984年，由美国的学者内奥米·罗森布拉姆完成了更为全面、权威的《世界摄影史》。
但这些摄影史书籍，大多都是以学术的角度对已发生的摄影史现象进行梳理，不可能对正在进行时的摄影现象进行同步的鲜活的批评。这时，苏珊·桑塔格出现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之后的空前繁荣，西方社会物质消费文化的快速发展，影像在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原来以理性主义为特点的语言文化形态，越来越受到感性的视觉文化的挑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开始改变。照片随着印刷、电视等传媒的高度发展也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人们在感受和认识这个世界时，具体可感的形象成为替代语言声音符号文字的直接媒介。苏珊·桑塔格注意到本雅明在上个世界三十年代提出的，摄影作为工业社会的可复制的视觉媒介，已经历史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权利的认识。摄影消解了因原来技术限制的社会分工，让艺术实践回到普通大众中。她说，"摄影开启了一种非职业性的自主性的活动模式，允许每一个人都展示自身所期望的独特的感受力。"
她还说，"摄影已经成为富裕的、挥霍浪费的、好动不安的社会的典型艺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
苏珊·桑塔格看到摄影在现代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进而层层剥茧般地对摄影现象进行美学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解剖。她以丰富而广博的知识揭示了摄影与现代文化共生共荣的双向关系，并尖锐地指出了摄影影像的生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她说，"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需要一个建立在影像基础上的文化。它需要提供巨大数量的消费娱乐来刺激购买并麻醉各种阶级的、种族的和性的伤害。它还要搜集无穷无尽的信息，以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产率，维持秩序，制造战争，为官僚们提供工作。照相机的双向功能--将现实主观化和将现实客观化，完美地满足了这些需要，并强化了这些需要。"
苏珊·桑塔格对摄影敏锐的全方位的观察批评，使她完全迥异于以往人们对摄影的学术式的理论探讨。是她将摄影从一门封闭的话语系统中彻底地解放出来，放在时代生活的背景空间下讨论，并将其提升到文化现象的高度来认识，赋予它充满无限活力的认识可能。苏珊·桑塔格对摄影的许多精辟话语至今，也许永远为我们认识摄影提供了方向标似的作用。这些话语是：
摄影是一种既方便又迅速的记录方式。
……照片提供证据。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
……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它意味着摄影者使自己与一个类似于知识--因此类似于力量--的世界发生某种关系。
……目前，摄影在群众中已经具有和性、跳舞同等的普及性--这意味着，它就像任何一种大众艺术形式一样，人们并未把它作为艺术活动来实践。它主要被用作一种社会礼仪、一种抵抗焦虑的手段和一种表现权利的工具。
影像能刺穿人的心，也能使人麻木。
时间最终会把大多数照片--甚至包括那些业余水平的照片 --定位在艺术这一水准上。
……通过摄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于，尽管摄影能激发人们的良知，但它最终无法成为关于这个世界的伦理知识或政治知识。……静止的照片传递给人们的知识将永远停留在感情用事的水平上……这样的知识将永远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照片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给本已很拥挤的世界又增添了一个照片的世界，因此她无形中削弱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削弱了人们对世界产生新鲜感受的可能性。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直期盼能与桑塔格历史地邂逅，但她曾两次自行来过中国却无人知晓。在中国文革期间的1973年和文革后的1979年，苏珊·桑塔格都曾来过中国。但那时资讯非常不发达的中国恐怕无人知晓她。她对彼时的中国似乎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后来据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拟邀请她于2003年5月访问中国，但被癌症折磨的她没能成行。2004年的2月，武夷山风景区的负责人到北京与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商谈9月在武夷山举办摄影节之事，会长刘雷邀请我参与商谈。武夷山方面希望摄影节有影响，请我们帮拿主意。我建议将摄影节办成一个有学术色彩的活动，并告诉他们如果经费允许，不妨请目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苏珊·桑塔格来武夷山，相信届时会有无数的人慕名而来。负责人当即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会后我立刻就给人在美国的作家李陀发信，问他是否可联系到苏珊·桑塔格。李陀立即回信说不认识，但可让与桑塔格熟识的诗人北岛帮助联系。北岛受托后可以说是积极联系了两个多月，但桑塔格家的电话却一直是录音而无人接听。以至于北岛已经略有愤怒，因为他和桑塔格的私交一向极好，对其不接他的电话大惑不解。最后，无奈的北岛终于宣告放弃努力，将桑塔格的地址电话转给我们，请我们自行联系。就在我通知刘雷此事无望的时候，5月20日接获了北岛这样一封来信：
刚给你发完地址，我马上给Susan Sontag打了个电话，是一位女士接的（估计是她的同居者或秘书）。她说，Susan病得很重，夏天要做一个大手术，哪儿都不能去。我让她转达对Susan的问候，以及摄影会议的组织者邀请她出席的愿望，并请她在身体好些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看来她肯定无法参加任何会议，就别让他们发邀请了。
上天不作美，当我们终于有能力邀请苏珊·桑塔格的时候，她却已无能力来了。真是令人遗憾，因为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苏珊·桑塔格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多次向访问她的中国朋友表示她的中国情节。她说她的生命是在中国孕育的。她的母亲是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回到美国的。苏珊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在中国病逝。
1963年，桑塔格在短篇小说中写下这样的话，"我要到中国去。母亲在那里怀上了我，父亲染上肺结核后再没能离开中国。"
如今，这位思想的英雄随风远去了。我们也无缘与她相会了。但她扬起的智慧之风，似乎还呼啸不止。人们谈论她思想的睿智，谈论她绰约的风貌，谈论她卓尔不群的逸事。她就像黑夜天穹上一颗华彩的流星，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她是一个永远迷人的故事。
20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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